2017年11月30日，由廣東省抗癌協會、美中抗癌協會（USCACA）、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癌癥》雜志）聯合主辦的第六屆廣州國際腫瘤學會議在廣州白云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行。會上，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的陳功教授接受了記者采訪，對轉移性結直腸癌（mCRC）轉化治療新思路、治療新策略以及原發瘤部位給臨床帶來的思考三大問題發表

傳統意義上的mCRC轉化治療主要是從外科技術的角度出發，這是因為當時腸癌的根治只有手術切除一種治療方式，如果肝膽外科判斷因為腫瘤體積過大、位置不佳等原因不能進行手術，稱為“不可切除”，而從前的轉化治療就是使腫瘤體積縮小，從外科技術上使“不可切除”轉化為“可切除”。

隨著外科技術的完善，消融治療、立體定向放療、局部區域治療等局部治療手段也不斷發展，基礎上“不可切除”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少見，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對患者生存獲益影響更大的因素是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換言之，醫生的初衷是通過手術切除腫瘤來提高患者的治愈率，然而如果術前對患者腫瘤的生物學行為不了解，很可能手術是無效的，甚至是過度治療。因此，今天的轉化治療是從技術和生物學行為雙層面進行考量，對初始無法或不適合進行根治意向的局部治療（包括手術）的mCRC患者，通過一系列有效的全身治療，使得可以或適合進行局部治療根除所有已知腫瘤，達到無瘤狀態（NED），這種局部治療前的全身治療，即是被賦予新內涵的“轉化治療”。

2015年，ESMO mCRC共識指南提出轉化治療要從技術標準和生物學行為兩個維度去評估。臨床上我們可以看到有的患者初始就診時，肝臟布滿轉移瘤，經過整體治療后很可能大部分轉移瘤消失、“不可切除”變為“可切除”，事實上這種轉化技術已經不單純是技術上得轉化，還包括生物學行為的轉化。

我個人認為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是可以被轉化的，如果我們否認腫瘤生物學行為能夠被轉化，就相當于否認了腫瘤可以被治愈的可能性，而事實上腫瘤是可以被治愈的。因此，生物學行為控制應該被列為轉化治療的內涵，這也是一個新的理念。

對于一個mCRC患者，我們除了要評估其病灶在技術上是否可切，還要關注其從生物學行為上評估是否適合切，如果腫瘤的生物學行為不好，我們應先進行全身化療，也有將其定義為“新輔助化療”，希望可以對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有所控制。

臨床上，mCRC的轉化治療方案要求是在患者的可承受范圍內達到最強。NCCN指南曾提出將mCRC患者分成對高強度化療可耐受和不可耐受兩種，現在NCCN指南同樣提出治療首先要對患者是否適合治療進行評估（Fit/Unfit），我個人對此觀點非常贊同。腫瘤治療同樣要以人為本，除了看身體是否適合，還包括家庭狀況、經濟條件以及治療意愿等。

此外，在治療方案的選擇上，要充分考慮患者的基因狀態， 除基本的RAS、BRAF基因狀態之外，還包括檢測MSI等，我們期望能夠通過這些檢測結果，為患者找到最好的治療方案。

2016年ESMO指南對于轉化治療的推薦指出，對于RAS野生型mCRC患者，考慮FOLFOX/FOLFIRI+抗EGFR制劑（西妥昔單抗或帕尼單抗），也可使用化療+貝伐珠單抗；對于RAS突變型患者推薦采用FOLFOXIRI+貝伐珠單抗方案。RAS和BRAF基因突變提示患者的預后不佳，因此轉化治療方案應該盡量強烈，例如三藥化療聯合貝伐珠單抗。

從2016年開始，mCRC腫瘤原發部位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得到關注。這是因為我們發現，如果腫瘤原發部位在右半結腸，那么抗-EGFR單抗的療效大打折扣。事實上，抗-EGFR單抗的價格相對昂貴，臨床醫生則希望“好鋼用在刀刃上”，因此在今天，mCRC患者腫瘤原發部位已經成為制定治療方案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雖然目前我們已知的基因種類還不能完全解釋腫瘤原發部位之間的差異，但是從解剖學機制上來解釋并不難以理解。我國2017年醫保目錄更新，貝伐珠單抗被納入醫保，我國目前的醫保政策與美國更加接近?？傊?，對于左半mCRC患者，兩藥化療聯合抗-EGFR單抗是首選轉化治療方案，對經濟狀況一般的患者，可考慮化療聯合貝伐珠單抗；對于右半mCRC患者，從獲益最大化以及經濟學角度兩方面出發，三藥化療或三藥聯合貝伐珠單抗是首選的治療方案。